中南海,西花厅,工字楼,这不是几个普通的词,对于我来说是值得一生拥有的一份亲情,一份来自童年的美好时光,一份让我终生受益的感悟,一份珍藏于心中的宝贵回忆。
1954年的夏天,在父亲顾明被调入周恩来总理身边任经济秘书一年后,我在中南海工字楼出生,从此便注定了我一生将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我从一个孩子的懵懂视角里,感受到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这个严肃的称谓下,是一个由共和国总理与他身边工作人员组成的和睦大家庭。在这里,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称周总理为周伯伯,称邓颖超为邓妈妈。这亲切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而他们也总是亲切地称我们为孩子们。特别是周伯伯,由于他有着早为人知的惊人记忆力,甚至能叫出我们的名字。记得那年春节,我照例去给周伯伯、邓妈妈拜年。各家的小孩来了不少。周伯伯正好有外事活动。就在他急匆匆要走的时候,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站成一排,目送他走。令我们不曾想到的是,他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也像对待大人一样握手话别,还不停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当他走到我跟前时,我说:周伯伯好。他微微弯下身,握着我的小手,微笑着对我说:“小英,你好。”我当时高兴极了,心想他那么忙都没忘记我们这些小孩子。同时也很吃惊,前后那么多孩子,周伯伯都能分得清,真了不起,真亲切。一种洋溢着亲情的暖流,瞬间充盈了我幼小的身心。一次,我跟随父母散步至中南海的花坛边,已近黄昏。我们忽见对面不远处周伯伯和邓妈妈也在散步。而且正往这边走来。我看见周伯伯、邓妈妈,便天真地跑上前去,大声问周伯伯邓妈妈好。他们都笑了,一边问我好,一边慈爱地拍拍我的头,当我转身,跑向父母时,只听周伯伯关心地跟邓妈妈讲我。周伯伯大声地说:“怎么那么瘦呀。”周伯伯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这种充满温暖的关爱,在西花厅这个大家庭里,举不胜举。周伯伯的关怀,让我们稚嫩的心灵感受到人与人的真情与友爱。如今想来,恍如昨日,历历在目。他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爱的种子,让我们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懂得:什么是真情与真诚,什么是关爱别人,什么是和睦与和谐。
和毛主席一样,周总理也总在夜间办公。父亲等西花厅工作人员,除了白天办公外,晚饭后还要去西花厅上夜班。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些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孩子和父辈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这样,无论在学校还是在食堂,同龄的西花厅的孩子们,都按年龄自然分成一拨拨,年龄相仿的在一起玩儿。当时,由于我刚上小学,识字有限,看不了书,但我从小是个故事迷,爱听人讲故事,尤其是爱听大人讲故事。一次,父亲从总理那里给我借来一本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女儿们》。由于年龄小,我看不懂,就缠着父亲给我讲。父亲哪有时间呀,在我的一再央求下,他终于答应,利用晚饭后、上夜班前的间隙,每天讲15分钟。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日积月累,那充满科幻、美妙奇异的故事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知识的种子,让我感到会读书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要多识字,才能早点像大人一样看小说,因为它比小人书精彩多了;原来周伯伯家有这么好看的书,所以他能管理国家。也许从那一刻起,一种对知识的渴求,一种来自于童稚的求知欲便在我心里扎了根,它注定了我终生对文字、对社会科学的挚爱……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由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当翻身农民将象征着封建剥削制度的地契付之一炬的时候,“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终于实现了。 “我是孤儿,小时候成为村民李长江的寄子。”朱德荣说,“我家和养父家都是庄稼人,靠给大户人家耕地维持生活。得到证件后,养父高兴得流出了眼泪,连连说这是我们的命根子,要好好保存。”…[详情]
军校毕业前夕,刚刚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彭燕坚决要求到那曲——平均海拔4600米的“世界屋脊之脊”。她说,是党员,就应该去最艰苦地方。无名的小杨树,并不是藏北军营有过的唯一的树。那曲军分区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种活一棵树,即立三等功。在四季不断的暴雪和常把房顶掀翻的大风中,一代代官兵愚公般地种树、种树,却无人能摘取那枚闪亮的军功章。…[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