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李文祥的家,院子里迎面是“光荣之家”影壁,堂屋里迎面是“战斗功臣 英雄本色”匾额。
面前这位瘦弱的老农,就是那个叱咤风云战功赫赫的英雄?!
他的小布包里,又衬上了女儿的一方花手绢。里面淮海、渡江、福州战役的奖状和纪念章都颁发于1949年,当时还正在打仗,一路上是怎么携带的?老人指指上衣胸前的内兜:放在心口。
李文祥也许生来注定要当兵。他1925年农历端午出生于今河南省濮阳市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一户贫苦农家,属牛。5岁时母亲气病而亡,他离开父亲和弟妹,投靠殷庄姥姥家。为了混口饭吃,他在兵荒马乱之中辗转奔突。14岁报名参加八路军,年龄太小部队不收。16岁卖身当兵,入国民党石友三部当勤杂兵,在范县大堤上与日本鬼子打仗失败溃逃时,遇到八路军留下当兵。直到1947年正式参军加入华野10纵,他才真正明白革命道理,骁勇善战的潜质也得以施展。
他唯一的英雄气短之处,是从小失学文盲。这个缺陷到和平年代越来越明显。虽拿到了速成小学毕业证书,但还没完全脱盲,他对这个“软肋”的敏感和清醒,影响着一生命运的走向。
1955年的一天,上级来电话要提拔他当指导员,他急得拍桌子嚷嚷:“老首长,我从小的情况您不知道?指导员必须会讲课,我没文化,要是讲错词儿了呢?丢人不丢人?麻烦不麻烦?讲军事错了还可以改,讲政治错了可不得了。”老首长说,那就提拔你当副连长吧。副连长比指导员低一级,他却嘿嘿笑道:“这还差不多!”
1956年5月,他荣获1945-1950年解放奖章。几个月后,部队挑出几百人组成转业大队,李文祥也在其中。当时驻扎莆田洞湖小学的十几名转业兵,拍了一张“全体老战友离军赴地临别留念”合影。之前房东女教师想把二女儿许配李文祥,他没同意:还要打台湾呢,一旦牺牲撇下人家咋办?
打仗、打仗、打仗,军人心中只横亘这一个念头。李文祥想等台湾也最后解放了,啥事都没有了,再考虑自己的事情。谁知等等等……了这么多年,没仗可打了,要转业了。
舍不得啊,老部队是老兵的又一个娘胎!
李文祥在莆田街头踟蹰,遇见了陈景三副军长,问:小李,你转业了?晚上到我那里去一趟!陈副军长当过他的团长、师长,一同打过济南、淮海、上海战役。晚上见面,陈副军长说:“小李你咋没走啊?你不是共产党员了?听党的话,像打仗一样去参加新中国建设。明天去报到吧,给你补发一个月工资零花。”接着让秘书买了一张车票,把小李送出了暖热的怀抱。
李文祥的军龄不算很长,但是短短9年,参加6次战役,还有大大小小的战斗无数,挥戈横扫半个中国,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荣立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并获特等人民功臣、战斗模范称号,戴上了解放奖章,出席了28军第四届英模大会,赫赫战功足以骄人。
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京召开,三野代表中就有那位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的特级英雄杨根思。李文祥原本也是代表人选,可惜因生病错过了机会。没能坐着火车进北京见毛主席,成为他的终生遗憾。他至今都没进过北京。
但作为军人他是幸运的,大仗打了,硬仗打了,胜仗打了,而且是在我军鼎定江山的最为酣畅精彩的时刻,是在共和国喷薄而出的最为壮丽辉煌的时刻。
之后呢,所有战功荣誉就收入了一个沉默的小布包。
打江山的人,只与牺牲者比。“显摆那干啥,好多战友命都没了。”他说。
记者问老人:你身边战友牺牲了多少?
他说,班里排里随死随补,认不全就没了。活下来的是一多半,死了一少半。
问他:你想过自己会死吗?
他女儿说:俺爹说,打仗往上冲,脚底下轱辘轱辘都是尸体,一双绑腿都染红了,涮几盆血水还洗不干净。
他却淡淡地说:“锯响就有末儿,战场上哪能不死人呢。真死了就死了吧,反正是为人民而死。”
可他终究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完完整整!除了济南战役中炮弹皮把手削破一小片,可谓未伤一根毫毛。真是命大!
记者问:你还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吗?
他先摇头:“想有啥用?不想。”可过了好一会儿,又仰天紧紧闭了一下双眼,“睡不着的时候想啊!”
午夜梦回,在静静的村舍里,枪炮声又震耳欲聋地轰响起来了,还夹杂着号令和呐喊,在硝烟和鲜血的气息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奔跑着,跳跃着,搏斗着,杀红了眼……
“苦!那时候真苦。”老人皱眉咽下一口唾液。
问他怎么苦,这个火里蹚过来、血里滚过来、死尸堆里爬过来的硬汉子没有回答。记者揣想,他所说的苦,不是个人的苦,不是皮肉的苦,而是战场上巨大的焦灼感,军令如山,万死不辞,苦苦地挺进,苦苦地求胜……
那时候,想过打完仗干啥吗?记者问。
他用范县方言吐出两个字:“回家。”
战士恋家。河南人恋家。
以后解放台湾就交给你们了!少尉李文祥向军营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1956年8月,32岁的他复员转业为18级干部,到福建省三明市,在福建省建设厅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保卫科担任保卫干事。
在自己曾经打过仗的这片土地上,他又投入了火热的地方建设。他不愿坐办公室,一线哪儿艰苦就去哪儿,先后在厦门营房、永安营房、莆田营房、南安营房、仙游制糖厂、漳州营房等工地保卫安全。到龙岩,领导让他当电厂厂长,他觉得自己文化低谢绝了。最后在三明钢铁厂工地待得最久,住了一年多,可正逢国家经济困难,工程下马,担任三外队长的他就领着工人开荒种菜度难关。
那个年代,转业军官受人倾慕。据陈宝珍回忆,当时南安一带有200多名转业军官找对象,都是三四十岁年纪,“福建姑娘没少被他们娶去”。英俊精干的李文祥当然也有不少人介绍对象,女教师、女医生,他看看都没相中,怕文化人跟他过不下去。他想,只要思想进步,能吃苦过日子,就是庄稼人也行。河南老家寄来一张扎俩小辫儿的姑娘照片,催他回去结婚。
转业第二年,李文祥在南安梅山镇营房工地时,陈宝珍正在营区给人当保姆,镇里保卫干事介绍两人相亲。这个农村姑娘的身世触动了李文祥,他5岁没娘,她1岁没娘,不由恻隐相怜,而且她能吃苦,虽然瘦小,却18岁就挑118斤稻谷翻山走8里路去交公粮,所以见第一面便心中暗许。第二天李文祥去了仙游工地,在那里偶患胃病,单位战友写信催陈宝珍过去。陈宝珍已没母亲,父亲下南洋去泰国断了音信,就由表哥送嫁到了仙游。花20元钱,炒几个小菜招待一下单位领导,就结了婚。
陈宝珍婚后在公司幼儿园当老师,在建筑工地帮工。虽然夫妻聚少离多,还经常搬家,但那是她一生最享福的6年。在发黄的老照片上,妻子穿着苏联流行风格的布拉吉,依偎在英武的丈夫身边,笑得多么甜蜜!
1962年,上级来做报告,国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农业歉收,号召干部精简下放支农。从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一下子变成种地的农民?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落千丈的沉沦。但是,李文祥仍像当年冲锋陷阵一样率先报名了:“共产党员应该听从国家号召,群众饿肚子,干部有责任!”因为他是革命功臣,担心领导不批,他又当场咬破手指,在申请书上按了血指印。那时食品极其匮乏,公司经理拿出公家还未养大的小鱼、鸭蛋为他饯行,有人提意见,经理勃然怒斥:“老李过去打仗流血,现在带头支农,你都没看见,吃点小鱼和鸭蛋你看见了!”
记者问陈宝珍:不当干部当农民,这么大的事你都依了丈夫?
她朗声说:他的主意,我起初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啥办法!
一旁有人说:你们家是老李说了算吧。
她边朝厨房走边笑道:今天晚上吃啥饭,还是我说了算!
1962年夏天,由李文祥带队,十五六个精简支农的人踏上茫茫旅途。当时福建海防局势紧张,大小火车站都不售票,但还是照顾他们上了部队家属车厢。到山东济南时,李文祥夫妇下了车,然后经聊城回河南范县。
归心似箭的李文祥,凭介绍信在聊城汽车站买了回范县的车票。这时两位范县老乡诉苦,说等几天了买不到车票回家。以李文祥的性情,二话不说就把车票让给了素不相识的乡亲。可当他自己坐上汽车时,风雨交加,车至莘县走不通了,夫妇俩在车上又冷又饿坐了一夜。从莘县到范县只好步行,背扛行李跋涉18里路,在白衣阁村头第一个遇到了麻五哥。
全村老少见李文祥夫妇突然带着家当回来,惊喜地围上前,问他们走不走了,他说不走了。
此时他离家已21年。出去当兵杳无音信,父亲曾以为大儿子已死在外面。刚解放不久,忽然敲锣打鼓吹喇叭,区武装部把他的立功喜报送上家门,家里从此享受军属待遇。父亲给他去信,他才知道了家里的情况。转业后他探过一次家,这一次却是彻底回乡扎根了。
生产队给了3分自留地、30斤麦子,日子从头开始。
李文祥十分明白,所有的国家干部待遇,瞬间已经全部失去,今后指望种田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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