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这之前，对有组织容留、介绍买卖器官的行为本身，很难定罪，只能按具体的犯罪情节来定罪，比如“器官贩子”涉及非法拘禁当事人的，定非法拘禁罪；强制、胁迫他人捐献器官的，定为故意伤害罪；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就使用“非法经营罪”。比如，2010年北京审理的全国首例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中，被告人刘强胜、杨世海就被判犯有“非法经营罪”，均获刑4年、罚金10万元。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器官中介”，的确有一些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在去年的刑法修订中，“组织买卖人体器官罪”正式进入刑法。据了解，此罪名尚未由法院判决过，可以说杭州这次曝光的“器官车间”，正好撞到了枪口上，“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对于这次可能成为“组织买卖人体器官罪”第一案的案件，希望浙江司法部门树立一个严格的判例，对于这种大规模豢养“供体”，并且把肾源价格压到3.5万元白菜价的行为，应施以法定刑以内的重惩。非如此，不足以震慑日益嚣张的器官买卖犯罪。
其次，除了司法机关，卫生部门也该有所作为，把好肾源提供的关。器官买卖不是一般的犯罪，必须有赖于专业医生的摘取器官；移植器官更是非得由大医院进行手术不可。如果严格遵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规定，“器官车间”的黑器官，是不能进入正规医院，被植入病人身体里的。
比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8条规定，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医院，必须设有“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在收到摘取人体器官审查申请后，要对捐献人的捐献意愿是否真实；有无买卖或者变相买卖人体器官的情形，做出严格检查，之后才能进行手术。“器官车间”是不可能通过这种检查的，那么移植了黑中介提供的器官的医院，本身就违反了医疗规范，也必须受到严惩。而且，目前器官买卖如此泛滥，新闻报道不绝于耳，医疗机构的不尽职，乃至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很明显的。这方面，卫生部门必须拿出硬手段，从根子上杜绝“器官车间”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