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李克强成为第一批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即众所周知的“七七级”大学生）。图为李克强和他的同学们。上排右一是李克强。
从中国农村最基层到中国著名高校北京大学，到共青团中央；从主政全国人口最多的农业大省河南到“共和国长子”工业大省辽宁，到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一路走来，李克强的统筹、决策能力不断提升，积累了丰富的从政阅历和理政经验。在公众面前，他自信、睿智、谈吐博雅却掷地有声；而在熟悉他的人眼中，他平实、亲切，紧要关头能雷厉风行、勇于担当。从法学学士到经济学博士，10年燕园的浸润，使他形成强烈的家国情怀，也滋养了他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阔的国际视野。
李克强的授业恩师
国学大师李诚
李克强在“文革”期间辍学在家，师从国学大师李诚，李诚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
宪政法学名家龚祥瑞
1977年，李克强考入北大法律系，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龚祥瑞告诉李克强他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学术泰斗季羡林
在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时，李克强遇有一词，恰好因为参加校外一次会议，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季先生请教。季羡林先生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李克强当时还不理解，次日季先生返回，向李克强详尽说明这个词的由来。李克强说：“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经济学家萧灼基
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
经济学家厉以宁
李克强曾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北大读博期间，与厉以宁、李源潮等师友合著《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
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接见安徽省金寨县双河乡张湾小学希望工程救助学生苏明娟。
北大生涯
曾尝试以控制论解释法学问题
1977年冬天那场高考，如破冰，如井喷，全国570 万青年，在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印成的试卷上，写下了改变命运的急切渴望。
后来回忆当年那场考试，李克强说，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只是他第二志愿的北大，却因优先招生将他揽入门下。
北大“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在当时还是保密性的，学生经过严格政审，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来自基层的党员干部特别多，年龄差距很大，从18岁到31岁不等。多数人是“误打误撞”被“调剂”而来，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格外密集。
22岁走进北大校门，李克强充满了对新兴观念的渴求，以及对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好奇。
法律系教师杨敦先至今清晰地记得，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同学陶景洲说，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那时国门初开，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
其间，热心社会活动的李克强很快被选为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李克强曾提交一篇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
在关注新技术、新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已经展现出李克强的超前和敏锐。
苦学英语，大三后翻译英文原版文献
基础教育断档的这批人，英语基础都很糟糕，有的同学怕麻烦申请了免修，但李克强非常勤奋，做了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
李克强的英语水平很快提升，大三以后即可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
1980年5月，同学何勤华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1万多字。”
团中央任职
悉心钻研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1982年12月20日，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才俊，接掌了共青团的工作。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5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并接见了全体代表。新团章恢复了“后备军”的提法。
在这次大会上，王兆国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刘延东当选书记处书记。常委名单中还有刘玉浦、李学举、宋德福、张宝顺、陈昊苏、贾春旺等。次年召开的二中全会上，李源潮、宋德福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评论认为，30年后，团十一大的深远影响仍未消失。在那次“星光熠熠”的大会上亮相的团中央干部，后来大都成为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领导者。
不久，李克强正式调入团中央，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从政生涯在前门东大街10号楼正式起步。
李克强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拿下的。
1988年，李克强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此文后被厉以宁收入《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与李源潮等人的论文并陈。这本书中的观点，后来大都变为真实的政策。
1991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首次提出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理论，挑战阿瑟·刘易斯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
作为团中央青少年立法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李克强还参与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团中央第一书记
执政风格初显轮廓
1993年5月的团十三大上，李克强接掌团中央一把手，此后5年，他的执政风格初显轮廓。
李克强所作的团十三大报告，视野开阔，回溯改革开放15年，眺望7年后的新世纪。
团十三大闭幕十来天后，由团中央书记处直接组织的“新时期我国青年工作的现状与发展战略调研”启动，在书记处7名书记的带领下，团中央机关调集一半以上的业务干部，105人急赴全国29个省市区。
调研队伍出发之前，李克强要求：调研不能就团论团，要跳出团的圈子，放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不要带框框，不是去找论据，一切结论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
事实上，这也是他本人的调研方式。曾有记者随李克强到山东某地考察，目睹他在休息时间很自然地走上街头，随意推开小商铺的门，跟“小老板”聊聊生意经。
《中国青年》杂志当时的报道说，调研队伍沉入基层1个月，团中央的干部向被调查对象提出了“没有任何外包装”的问题。
而不套框框、直切问题的调研方式，在他日后的执政生涯中，也是助力决策的杀手锏。
本版文图据《瞭望东方周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