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干部不能怕吃苦,不能怕吃亏。”
纪念馆二楼展厅内,挂有史来贺参加劳动的多幅照片:播种小麦,挖河清淤,劳动积肥,规划新村……看着这些照片,他说过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我是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使大家共同富裕,这是我的本分,报酬我不能多拿。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工作干在前,报酬放在后。”
1949年入党以来,史来贺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几十年来干工作,他总是身先士卒。修黄河大堤,他带着民工,一干就是3个月。为堵河口,他第一个跳到刺骨的冰水里……
史来贺的父亲史传道,1882年出生。旧社会吃了不少苦,长期积极支持儿子工作。1963年,7月严重干旱,8月大雨滂沱。一昼夜,降雨多达300多毫米。刘庄的棉田里,到处积满了水。正当史来贺组织大伙排除积水抢救棉花时,久患肝病的父亲病情突然加重。等史来贺从地里赶到床前时,老人已经说不出话,而后闭上了双眼。
81岁的老爹去世,等于家里塌了天。但是,对于33岁的共产党员史来贺来说,全村抗灾自救的“天”,还需要他和大家顶着。于是,他推迟老人安葬日期,后事交给妻子和姐姐料理。他跳进地势低洼的棉田,和大家用盆端,用桶挑,奋战4昼夜。终于把千亩棉田里的积水,排得干干净净。大灾之年,刘庄的棉花再获丰收。
史来贺说过:“我和我母亲感情最深。俺娘亲我,我也亲俺娘。”他去北京开会,或是到外地出差,总要给老娘买些好吃的带回来。在村里忙一天回到家,总是要到母亲房间里,陪老人家说一会儿话。吃饭的时候,他要先盛一碗给老娘,然后自己再吃。老人有个头疼脑热,他背着去村里的卫生室看。
1976年,46岁的他,正领着大伙儿建纸厂时,93岁的母亲突然病重。由于工作忙,实在走不开,他就委托老伴和姐姐照料老人。母亲病危那天,正是投产试车的关键时刻。女儿来叫,众人催劝,希望他能回家看看。但他一心想着出纸,迟迟不肯离开。凌晨4时许,老人已经说不出话,女儿再次前来告急。正在打浆机旁忙活的史来贺一听,马上泪流满面。但他没有回家,而是走向出现问题的关键部位——烘缸……
试车成功了!当史来贺拿着生产出来的第一张纸,连跌带撞地跑回仅有几百米外的家时,老娘再也没能睁开双眼。史来贺,这个未能在老人临终前尽孝的独生子,趴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
1976年,刘庄开建新村一代房。史来贺在工地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有一天,他正往二楼脚手架上扔砖时,突然双手紧抱心口,一头倒在地上。看到这种情况,大家急忙把他抬到一堵山墙根儿,有位村干部哭着说:“老史呀,你要是再不去住院,我们就都不干了!”
但是,史来贺慢慢睁开眼睛后,望着大家轻声说了一句:“我好了,不碍事。大家都去干活儿吧。”说完,就又领着大家干起来。后来,在上级领导果断安排下,他才到郑州治疗。后经医生仔细检查,确诊为“心脏前间壁小面积梗塞”。经过治疗,病情一有好转,他又立即回村工作。经过6年奋战,刘庄男女老少,投工144万个,拆除了全部旧房,新建1400多间单面双层向阳楼,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23.5平方米。
史来贺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1953年,上级多次调他到区里工作,被他婉言谢绝。他说:“从我个人角度讲,到区里当干部不吃亏。但刘庄还很穷,刘庄更需要我。”他“辞”官为民,回村带领群众,兴办高级社。1965年,上级任命他为新乡县委副书记。“十年动乱”中,他又骑车带着铺盖,回到了刘庄。1977年,省委下达任命通知,让他当新乡地委书记(当时,地委设有第一书记)。办公室、家属房,都安排好了,让他带老伴去上任。但是史来贺离不开群众,仍然坚持留在刘庄。
1965年,史来贺开始拿国家工资。工资高于群众平均收入时,他把工资交给集体,按劳力平均水平,参加集体分配;群众收入提高了,超过了他的工资水平,他又退出分配,每月只拿自己的工资。村里给补助,他坚决不要。
村里建新房,非常缺木料。史来贺家有6棵大榆树,价值2700元。但是他一分钱不要,全部交给了集体。结果全村人家,有树都交给集体。盖房的木料,全部解决了。
第一批新房建好后,大家都让他先搬。但史来贺坚持不搬。有一次,他在北京开会,村里人提前为他搬了家。回来以后,他发现了。立即批评有关人员,并坚持退了房。他说:“只要咱庄还有一户没搬进新房,我就坚决不搬家。”
史来贺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属约法三章:一不准搞特殊化,二不准占集体的便宜,三不准收礼送礼。同时,他对群众却关怀备至。1956年夏,阴雨绵绵不断。史来贺带着村干部,连夜查看群众住房。发现刘长生老汉家的房子不保险,就把他背到了安全的地方。刚刚安置好,又发现尚玉梅家的墙壁裂了缝。她丈夫在外工作,3个孩子已入梦乡。史来贺帮他们搬出来后,两家的房子当夜全部倒塌。
杨长义老汉没有儿子,女儿又出嫁了。有一回老杨生病,吃不下饭,还发烧说胡话。史来贺知道后就去看望,并派车送他往医院。老汉病好出院后,史来贺见他一人生活孤单,又热心牵线搭桥,为他找了个老伴儿。当年已经65岁的杨长义逢人便说:“要不是老史,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沤糟了。”
身为刘庄带头人,史来贺把大家带富了。但是,他自家并不富有。一是他经常出手接济别人,二是1976年,母亲病逝欠下外债。为此,1977年春节前夕,新乡县的领导,给他家送去90元的救济款。望着这90元钱,史来贺盘算了一下村里的困难户,就把钱分成3份:李玉珍、刘铭富、刘树祥,每家各30元。有一户拿到钱后,觉得“不对劲儿”,找人一问才知道:原来,这钱是上边救济史来贺的……
安徽的赵建才,来刘庄打工。还没干几天,突然身患急性胰腺炎。史来贺得知后,立即安排他入院治疗。大年三十夜,给他送去了热气腾腾的水饺。为抢救小赵,刘庄花了2000多元。史来贺说:“咱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见死不救,不要说2000元,钱再多也得花。”赵建才老家来人后,得知这一切,多次对此深表感谢。
村民刘荣正,身患食道癌。在史来贺和村干部多方关怀下,比医生的论断结果,多活了一年多。1965年10月15日,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临终前,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守在身边的弟弟说:“去把老史叫来,我有话要说。”
史来贺闻讯,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到了他家。望着这位从小在一起玩,长大一起当民兵、搞土改的伙伴,史来贺在床前,拉住刘荣正的手,耳朵趴在他的嘴边,对他说:“荣正啊,有啥话,对我说吧。”
刘荣正断断续续地说:“托共产党的福,托你的福,我又多活了一年多。我这几个孩子,要是放在旧社会,不是卖掉,就是饿死。现在,托给你,我放心,死了也能闭上眼了。”
随后,刘荣正又对14岁的大儿子说:“孩子,没有共产党,就没咱这一家。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老史。长大以后,要听党的话,听老史的话,为集体出力……”
史来贺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放心吧,荣正,我会照顾好你的孩子,让他们顺利长大,把他们培养成才。”史来贺说到做到。料理完刘荣正的后事,又和大家研究,免了他家欠集体的500元债务。过年时,给刘家送白面,送肉送油,送布给孩子做新衣服。孩子调皮捣蛋,史来贺严格要求。该上学了,史来贺帮助买书包、交学费。孩子大了,房子又破又小。史来贺和集体又帮助盖了3间新房子。
刘荣正的5 个孩子长大后,老大成了银行干部,老二先是参了军,复员回村后,当上了造纸厂的厂长。老三当上了村办造纸厂的车间主任,老四当了村办药厂的车间主任,老五当了村里的门市部经理。
刘荣正的老伴儿杨金苹,晚年过上了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
史来贺把为民造福,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上世纪50年代末,村民李文魁,爱人生重病,家里没钱治。史来贺知道后,自己立即拿出50元,把患者送到了医院。由于治疗及时,病人转危为安。李文魁此后逢人就说:“史书记是俺家的大恩人,没有他这钱,俺这个家早就散了。”
1999年夏天,村民马玉峰的妻子杨丽,产后大出血。由于血型罕见,抢救困难。史来贺派村里的汽车,往医院拉了几百个壮劳力,最后从中找出两个同血型者。这时,医院的院长又找来两袋血。杨丽的娘家人,赶到医院准备献血时,杨丽已经化险为夷。他们含着热泪说:“多亏是嫁到了刘庄呀!要是在其他地方,说不定就没命了。”
村民韩玉琴,丈夫去世,公公是哑巴。孩子才6岁,自己又不会理家。为此,史来贺让他们一家,第一批告别茅草房,搬进了集体新村。又指定村里的一位女干部,帮她家料理家务10多年,韩玉琴一家过上了幸福生活。
村里富起来后,冬天,史来贺先是派人,提前拉来烤火煤,送到家家户户。后来家用空调上市,史来贺和村干部决定,给全村家家户户买空调、装空调,使每家每户实现了冬暖夏凉。每年春节前,各家的肉、油、菜、糖、点心等,都是村里发的。
每到大年三十夜,史来贺都要到村饲养室值班,让饲养员回去与家人团聚。有一年,史来贺又去“顶岗”。深受感动的饲养员,坚决不回家。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和他说了一夜心里话……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史来贺一贯的作风。他担任村支部(党委)书记51年,带领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大事,改变了刘庄的面貌,但是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群众放在第一位。他说:“平整土地是群众一块一块整的,农田水利建设是群众一锹一锹干的,房子是群众一砖一瓦盖的,工厂是群众一座一座建的。个人的力量有限,群众的力量才是巨大的。”
史来贺时时、事事依靠群众,特别是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不仅党支部、村委会充分讨论,而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村里的大事公开到每家每户、每个村民。他常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为群众谋利益,有什么不能对群众讲的 又怎么能不听群众意见、不依靠群众呢 群众是神仙,是勇士,只有吃透村情民意,干事才有办法、才有底气、才有主心骨。如果忘记了群众、脱离了群众,那就是丢了根本,将一事无成。”
由于积劳成疾,多方医治无效,2003年4月23日,史来贺不幸去世,终年73岁。他是全国劳模、全国民兵英雄、全军英模、全国植棉能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领导干部、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乡镇企业十大功勋人物之一、当代中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全国有重大贡献专家。他16次进京观礼,多次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朴素本色。他所创造的业绩,他所获得的荣誉,历史,将永远铭记。
记者手记:
1992年元旦,我们去刘庄采访。当天,全村的劳力都放假,党总支却开了一天会。晚上9时许,史来贺和我们在老办公室见面。
1991年,刘庄的年产值,已经从1949年的几万元,增长到5000万元。公共积累已达到8000万元。但是,史来贺仍然坚持在旧瓦房里办公。入夜,雪白的日光灯将室内照得通明。旧办公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领导科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等杂志和刚送来的本报。红、黄、白、黑4部电话,把现代化气息和艰苦奋斗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见到我们,史来贺非常高兴。他前天刚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回来。再过一天又要外出,去参加全国乡镇企业家表彰大会。当晚,村里放映电影《大决战》。史来贺本来很爱看这部电影。得知我们来了,就决定放弃看电影,接受我们采访。
史来贺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是抓好思想教育,提高村民素质。二是加强党建,发挥好堡垒作用。三是发展生产力,建设吨粮田,建好药用淀粉厂和华星三分厂。四是建设多层住宅,节约并用好土地。”
史来贺说:“新年四个新,就是思想要有新进步,生产要有新发展,新村建设要有新提高,制度要有新完善。只要按照党中央精神去办,坚定信念,认准方向,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俺刘庄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富裕农村的目标,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节后上班第一天,我们采写的通讯,在本报一版头题位置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