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儿子过小年就回来了，本应高兴的事，可我却不由得一怔，脸上很快也布满了愁云，心想：今年难道又没指望了？
老伴常年病不断，孙子、孙女一个上高中，一个读大学，生活过得紧巴巴，时不时还要欠账或借钱过日子。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缓解经济困难，十年来都在外面打工。基本上没出元宵就出门，因为很难拿到工钱，大多数要拖到年三十才能回来。特别是那年，包工头拖欠工钱，人都躲了起来，儿子不但没有拿到分文，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最后还是家里寄去两百元，他一个人在千里之外的工棚里孤零零地过了一个年。五年前，因为工钱的事，儿子和工友们还到劳动部门大闹了一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惊动了新闻媒体，好不容易才把账结清楚，回到家也是腊月二十九了。去年算最早，二十七，但钱也没有结清。不过听儿子说，老板怕工人们过了年不去他那里打工，在承诺明年加工资的同时，也要求扣下每人五百元的保证金，大多数人都答应了。
今年，儿子在平顶山打工，这么早就回来了，又是什么情况呢？我坐一旁，心里七上八下，一言不发，大口大口抽着烟袋。
儿子拉开提包，从里面拿出一条香烟，一边递给我，一边说：“爸，这种烟您抽一下，看怎么样。”
我接过烟，头也没抬，开口就问：“今年还好吧？”
儿子说：“不错，比哪一年都好。”
“工钱都结清了？”
“结清了。”儿子说，“老板另外还给每人包了一个一百九十九元的红包呢！”
我瞪大眼睛盯着儿子，心里迷惑，也有些不相信。
儿子见我这神态，会心地一笑，接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往我手里一塞：“爸，这是两万块，您安排吧。”
我的手顿时一颤，身上也温暖了许多，赶紧又问儿子：“怎么，现在的账这么好结了？”
儿子显得有些得意：“爸，现在不但账好结，而且工资也高，许多事还是我们说了算，自己作主呢。”儿子滔滔不绝，又举了几个例子，说某某工人订婚，要预借三万块钱，老板一口就答应了；某某工人要回去，今后不来了，要及时把账结清，老板也不敢不办；还有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的问题，只要工人们一提出来，很快就能得到解决，等等。
听了儿子这些话，我觉得和过去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只是不知其中的原因，于是又问：“变得这么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儿子好像做报告一样给我解释说：“现在，一是国家的政策好，不少部门对农民工的保护更有力了；二是我们农民工世面见多了，素质提高了，法制意识强了，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三是农民工成了稀缺资源，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点供不应求。”
我听得是云里雾里，最后站起身，对儿子说：“把这两万块钱给你母亲，我去外面走走。”然后哼着小调出门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