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除夕夜观看到满天五彩缤纷、绚丽璀璨的烟花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孩提时代过新年的种种乐趣，勾起满怀的欣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过年期盼的是吃几顿扁食，换一件新衣，大年初一不出工扎堆拉家常；孩子们最期盼的是爆竹声中拾哑炮——那里面蕴藏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情趣啊！
记得，小年前我就开始闹着母亲缠着父亲买鞭炮。体衰多病的父亲总是干笑着哄我说，放炮不安全；可我才不去管那些哩。含辛茹苦的慈母劝慰我道：“孩子听话，大人千辛万苦挣来的几块血汗钱买的炮仗，噼里啪啦全不见了，倒不如去聆听别人家放鞭炮划算。”我只好无奈地想：是呀，谁家都不能把清脆悦耳的炮声留在院里、关在屋里、锁进柜里。从此就开始留心村中有钱人家年夜爆竹的燃放了。
随着闪闪的火花，东邻传来了悦耳动听的炮声，西舍炸响了嘭啪二踢脚，还时不时地有带着哨声流星般的月旅行在头上飞过或是开花吐艳。南院郭叔正在往竹竿上绞缠蒜瓣似的花皮电光长鞭炮哩，接着点燃了、爆响了、欢腾了，新年的气味炸开了······哎，我多想当当点炮手啊，想想郭叔二三十岁的男子汉炮手当得着实臭——他叉着双腿，右手朝右前方使劲撑着竹竿，仿佛要把鞭炮送到别人家似的，左手持根长长的引火麻杆，睨视着，小心翼翼地用端头的火去瞄点炮拈儿。尚未接上火他已眯着眼颤了好几颤，似乎不是在点炮而是在挑逗巨蛇火龙。“蛇头”一摆双他手一抖，几个回合毒蛇终于变成了暴怒咆哮的火龙。郭叔慌忙丢下棍腾出双手去严严地堵耳朵。“嘿，要是我决不那样胆怯，真不像个大男人！”我不知天高地厚的想着。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打着我的棉裤掉到了脚边，低头一瞧，实在叫人喜出望外—— 一颗漂亮无比的哑炮。她宛如一个为过年而身着花衣滚圆敦厚的小姑娘，被刚刚光火焚身的同伴排挤了出来，怪可怜。我俯身轻轻捏起了她，用手紧紧攥着，有一种天赐良缘之感。
我将那枚心爱的哑炮带回家进行悉心研究，发现它衣皮完好无损，上下端的泥封丝毫没有松动，只有引信仅存一点在炮体外探着个小脑袋——大概它是在托运或拆封时被弄挼拈了，并非自身的过失。我又对这只哑炮精心细致的做起了手术：在原引信处重新锥上眼儿，纫个拈儿，封上口儿。拿到外面一放果然炸响了，敢情挺不错。于是我得出个结论：被抛弃的东西不一定就差。
自此，我便欣然地开始了捡哑炮的趣味无穷的生涯。小伙伴们敏锐地发觉它有大利可图，都纷纷投到我的麾下。我迅速成长为拾炮队队长，管我叫“炮长”。只要一听到哪院有炮声我便立马率领大队人马——玩伴们火速蜂拥而至，活像在进行一场有组织有规模的围歼战。鞭声似乎未歇大伙就一哄而上，东找西寻，连旮旯角里一个打筒儿的空炮身也要捏了又捏，生怕漏捡一个。有时候大姐姐捡得多会均给小妹妹些，小哥哥也会奉献出个大的炮赠与憨弟傻妹。有时候也会因同抢一枚哑炮而又互不相让、撕扯争斗，但到下一场“战役”的时候他们又会通力合作，分片搜索······就这样，大年下拾炮的习俗宛如天空的烟花般迅速炸开，照遍中原，如春风一样吹满神州，风靡一时，一村传十村，十村带百村，村村相应，中州哗然。
曾有一年春节，传说前村吴家因卖了头大肥猪或是生了胖儿子也许是建了新房子，年集上买了一挂万响炮。这在四十年前可是件轰动乡里的大举动。方圆左近的少年朋友们，大年三十下午手提各式各样纸糊灯笼，赶庙会似的朝吴家大宅聚拢来，直把一个院落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群伴们个个踮着脚跟，抬着下巴，仰着稚嫩的小脸，虎视眈眈地盯着盘如车轮的大卷红炮，跃跃欲试，看那架势，瞧那神情，似乎不是来捡东西而是打劫。终于，炮响了、人乱了、乐狂了、烟散了······
拾来的哑炮除了维修复原外，还可以派好多用场哩。可以折断炮身斗刺花，可以解开炮身收集火药制“武器”，还可以······有一年挺有意思：我们把从拾到的炮内取出来的黑火药装在晒干的黄泥窝窝里，去模仿电影里的大人造炸日本鬼子的土地雷。我们把精心制作的“地雷”埋在茅房内，把前来吃屎的狗当日寇，吃屎的猪当汉奸。可是等到第二天清早看战果时一开门却大为沮丧——夜里雨雪，“雷”烂药湿，周密的计划全落了空。我哭呀哭呀，流着长鼻涕闹个没玩没了，一边怨天尤人。这时，父亲母亲又来了，他们劝慰道：“孩子，抗日需要持久战！英雄汉，等明年！”于是日日盼过年，盼着拾炮、盼着战斗、盼着胜利、盼着快乐······
时光虽去几十年，可那段少年儿童的金黄历史将永存。因此，直至今日每逢过年看联欢、观焰火，我总要想起拾炮的快事，心中不由泛起阵阵狂喜，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