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父亲已离开我们十年了，可我总觉得父亲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跟着我，看着我。回头看看，却没了他那清瘦而坚毅的身影。
父亲15岁那年一辍学就下地扶犁压耙，一整天耕了6亩地。父亲说，耕地回家后吃了三个窝窝头，倒头就睡。第二天，腿就肿了。
繁重劳动之余的父亲，腰里始终别着书，一有空就看，还常在地上画画算算。三年之后，他考上了郑州大学历史系。可惜的是，父亲大学没上完，就被迫离开了学校，到商水的一个小村庄劳动改造，后来在那儿当上了临时代课教师。能当教师，父亲觉得无上荣光。从此他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一干就是四十年。
父亲刚开始教的是小学，在那个偏远的小村，学生因穷失学的很多，他就一家一家地去求家长。他说：“你们不把孩子送学校，学校没有孩子，我咋当老师，我不教书，改造不好，就不能回家呀！交不起学费，我把几块钱的工资都给你们，中吧？”
父亲在商水教书的三年间，那个村的孩子最终没有一个失学的。那时爷爷已经去世，家里有奶奶和两个姑姑，她们不奢求父亲能带回多少钱，父亲每三个月能回来一次，已经是欣喜万分了。
三年后，父亲回到了扶沟，到离我家二十多里的何营村教书，他教了五个班的四门课，语文、数学、历史、体育。奶奶说：“在何营教书的时候，是你爸爸最快乐的时候，可以每星期回家一次。”记得父亲说过：“教四门课，可以变着法儿地教，语文课上讲历史，历史课上记数字，体育课上，大地当纸，小棍当笔，写写画画。不给学生留家庭作业，不让学生死背课文。”
由于父亲教学成绩突出，校区又把他调到当时教育质量相对落后的苑庄中学教初三的数学。他在教学中发现有些同学数学成绩较好，但作文写不成，于是，他就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周记，每星期一送到他的办公室，他用一周的时间给他们批改作文。两年后，苑庄中学破天荒地考上了3个县高中。后来，扶沟最好的理科学校崔桥高中又把他调去了，分的课程是高三的语文课，兼任班主任。
那一年，父亲在家只过过三个星期天。一连教了五年高三的语文。
在教高中的几年，也是最让他心酸的几年。一个冬日，父亲去查寝，发现一个学生的棉被露出花絮，冻得不能入睡，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棉大衣盖在学生身上。十多年后，我家盖房，那个学生听说后跑到我父亲跟前说：“谷老师，我家孩子多，不能帮你钱，但我有力，我在这儿掂几天泥兜子吧！”他白天来，晚上走，一连十天。我家起大门时，他送来了“文道永存”的门头石匾，匾头是赠恩师谷公。
后来，父亲又被调到县里写县志，每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就让妈妈给他补裤子。妈妈问：“裤子磨得咋这么厉害？”父亲总是笑笑说：“下乡问情况，每天都骑一百多里，过了骑车的瘾。”我看过父亲写的底稿，整整20本，蓝笔、红笔虽密密麻麻，但字体工整。
《扶沟县志》完工，周口又调父亲去写《周口志》，这次父亲一口回绝了，父亲说，这是他第一次没有服从组织调遣。因为奶奶老了，孩子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家成了唯一借粮户、借债户。父亲回到了学校，边教书，边帮衬家里干活。
退休后，他参加了镇里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又是写材料，又是去学校作报告，还是很忙。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告诉我：“把别人当家人对待，把公家的事当自家的事干，就不会挨骂，就能干好。”
果真如此。
父亲走后，他的百名学生为他开了追悼会。
村民说，父亲真的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