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厨房里边做饭边数着日子：“快过年了。”
我穿着宽松的睡衣，还没有刷牙洗脸，便笑嘻嘻地捏起盘子里一片牛肉填进嘴里，说：“是啊，快过年了。”
在郑州已经生活十几年了，不知从何时起，过年已经变得不再是个特别的日子，它更像是一个漫长而舒适的周末。若不是母亲在过年前的那段时间每天都数着日子，我几乎差点忘了过年这件事。
母亲说：“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这是不争的事实，每到过年，城市的街道就会变得冷清，匆忙的行人不见了，道路不堵了，拥挤的公交车也有了座位，门口的小超市关门了，蛋糕房关门了，饭店关门了，几乎能关的都关了。
人都走了，何来年味儿？
记得小时候，那时还没有搬来郑州，我还是一个村子里的无畏少年，一个几乎每天都盼望着过年的孩子，因为过年就意味着吃喝玩乐，意味着可以毫无顾忌理所当然地把作业丢在一边，意味着花不完的压岁钱。
那时，母亲也是天天数着日子过，还有几天冬至，还有几天祭灶，还有几天过年。但那时，她不会说没有年味儿。因为和要好的邻居一起购买年货，以及一群像我这么大的孩子的嬉戏打闹，会让她觉得年味儿无限。
年前买身新衣服是必须的，不只是我们小孩儿，大人们也会买身新衣服，图个吉利。不像现在，都已经过了年了，我还穿着前年的羽绒服，无所谓了，现在谁还在乎这个呢？如果我愿意，我可以随时去买身新衣服。
一身崭新的衣服，是大年初一那天的必备行头。那天，不用母亲的催促就早早的起床，穿上厚厚的冬衣，然后在积攒了太多天的兴奋中把新衣服套在上面。匆忙得和母亲打了招呼，便一溜烟儿地跑了出去，拜年去了。
几个小伙伴早已约好，挨家挨户的拜年。一张笑脸和一句“拜年了”便可以得到不少的糖果和核桃，最后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比比谁的糖果和核桃多。看着鼓鼓的口袋，啊，真是太满足了。
从初二开始，就要走亲戚了。我喜欢走亲戚，因为走亲戚就可以得到压岁钱。
我用稚嫩的声音给姥姥磕个头，然后说声：“姥姥，过年好。”就可以轻松得到一百元大钞。
接着是二姨、三姨、大舅、二舅、三舅，不用磕头，只甜甜地叫一声，然后说声过年好，他们每个人就会喜笑颜开的给我五十元大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