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的二月十二日，是兔年的除夕。一场雨搅雪，把我们的电影小分队，困在在临颍县三家店公社的小宋庄。那天，放映的电影是《翠岗红旗》和《箭杆河边》，雨雪越下越大，可观众们戴上草帽，披上蓑衣毫无退却的迹象，我们只得撑起雨伞，把两部电影放完。原本是放完电影连夜回公社的，因为随队的县电影站姚站长一贯地怕骚扰老百姓，他明白，一年只能吃一顿饺子的农民很不容易，那时候，最好的大队一年人均分到的麦子也就是六七十斤。头疼脑热，来碗酸汤面叶，人来客去的，弄几个包皮烙馍，白面的确金贵。
我们把电影设备拉到大队部，笼起一堆豆杆火，围坐取暖。站长说，天亮就走人，到公社食堂就餐。站长和队长睡到队部的东耳房，他说，俩女同志睡到西耳房。我还没暖热被窝，听见大队书记、队长、妇联主任和民兵营长说说笑笑地来到门前：“老姚，恁都起来，吃饺子了。”一听说吃饺子，我和张梅本来是和衣而睡，她摸黑去开门，我立刻划着了火柴，把汽灯点亮，续把柴，把火重新笼起。热气腾腾的四碗饺子放在面前，虽然是杂合面包的，可里面有点肉，从心里觉得还是很向往。我和张梅都捡了碗小的两份开吃。也怨我们站长多事，他从挎包里摸出了军用壶说：“策策，正宗的宝丰酒！”我们站长说话结巴，那个‘策’字，好像是一段话的过门，必不可少。“策策，当年，我在朝鲜战场上，人家用壶盛水，我用壶装酒，冰天雪地的來口酒，暖和！……策，来，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妇联主任的孩子小，搁下碗就走了。队长不会喝酒，狼吞虎咽地一碗饺子下肚。剩下四个男人一碗饺子，一壶酒，饺子下去很快，我和张梅很不情愿地匀出一些给他们。三下五除二酒就光了，更不用说饺子。我们送他们走后，发现柴垛边有个黑影，走近一看，原来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他端着一个用笼布盖着的碗，低着头一声不吭。站长问：“策策，小朋友，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来给你们送饺子。”说完，低着头往屋里走。到了屋里他又说：“我比他们来得早，只是，只是……我家成分不好，我不敢……”看他吞吞吐吐的惶恐样子，站长连忙接过碗，把他让到火堆边。他很拘束，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便低下了头，好像很担心的样子。“叔叔，姑姑，我家成分不好，没分到肉，但我家的饺子皮儿，是纯白面的。”说到这，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很得意的微笑，“馅儿也好吃。就是有点凉了。” 这一次，他抬起头来，打量一下四周：“有了，把铜盆刷干净，放到火堆里，很快就能热饺子了。”他很麻利地刷好盆，拿起碗上的笼布把盆擦干净，用筷子把饺子一一放到盆里。这孩子，很懂事很乖巧，大大的眼睛很亮，厚厚的嘴唇说起话来，露出一口小白牙，小巧的鼻子总是一耸一耸的，衣服很旧，但很干净合体。看起来很像电影《矿灯》里的那个小演员。当站长把四两粮票和五角钱递给他的时候，他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地说，俺娘说，恁能收下这碗饺子，就是对俺家的大恩大德。俺不要粮票，也不要钱。站长说，钱和粮票一定要收的，队干部都收了，这是我们的纪律，你懂吗？……孩子拿起筷子饺子把饺子一一翻过，十二个白面大饺子一面黄焦，很快地热乎了。“策策，还真是全白面的。”站长吃过一个饺子后说：“策策，真香！豆腐，芝麻盐，萝卜，粉条。你们家白面多吗？”“不是，白面只够做这十二个饺子。”这一下，站长脸上的笑意忽地不见了，他开始装肚子疼，用手捂着胃，哼呀唉呀地说：“策策，孩子，我胃病犯了，你端回去吧。”“那不中，我会挨打的。我爹娘会说我一点能耐也没有。姑姑，你吃。还有那个叔叔你吃。”我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不忍心去吃，尽管很想吃。“孩子，你吃，帮我们完成任务。”我们四人软硬兼施，终于把那十一个饺子哄到孩子的肚子里。吃完饺子，那孩子用手抹了抹嘴说：“叔叔，姑姑，我会写‘北京’和‘毛主席’，我现在是坏人，可我很想做个好人，我能做好人吗？”他的眼睛中充满了希望。这句话很简单，却问得我们面面相觑。那个年代，形而上地把人简单地分为“好”和“坏”，尤其是对《海瑞罢官》等一系列戏剧和文章的批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站长想了想说：“你爱党爱毛主席，你就是个好人。”听了站长的话，孩子笑了，笑得很开心，可是，眼睛里却饱含泪水……
